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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研究馮友蘭新理學的意義 ——馮友蘭新理學研討會致辭
    發表時間:2022-01-13 23:52:40    作者:黃玉順    來源:
    研究馮友蘭新理學的意義
    ——馮友蘭新理學研討會致辭


    黃玉順
     
       按:本文原載《當代儒學》第20輯,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版,第3?7頁。這是作者于2021年6月24日在“馮友蘭‘新理學’研討會”上的致辭。
     
       我簡單講一下今天這個會議的意義問題。我想,我們可能很容易把它看成一件僅僅關乎我們這個“情理學派”[1]的事情,因為馮友蘭先生是我們的師爺、祖師爺。不能這么看問題,因為這樣就大大降低了馮先生的哲學思想的普遍意義。所以,我想講三點,即三組關鍵詞,以及三者之間的關系:第一組是關于“照著講”與“接著講”的問題;第二組與第一組的問題密切相關,我想講講關于“鄉下人”和“城里人”的問題;第三組,我再講講關于“情感”和“理性”的問題。最后我再補充一點其他的問題。
     
     
       首先來看第一組關鍵詞,即關于“照著講”與“接著講”的問題。“照著講”與“接著講”這樣的話語,大家當然都很熟悉,但還值得進一步深入思考。我剛才講了,我們來研究馮先生的哲學與思想,并不僅僅是因為他是情理學派的開創者。我們都知道,現代“中國哲學”的基本范式,實際上就是馮友蘭先生開創的;而且對于這個范式,雖然有很多人不斷地提出反思或者異議,但到現在為止,都超越不了、擺脫不了。擺脫不了的原因,我們可以去探究,比如說,過去的所謂“反思”是不是有太過頭的地方?那么,為什么我們至今還是走不出這個范式呢?可能它里面還蘊含著一些更具普遍性的意義,是否定不了的,需要加以揭示。
       我為什么要強調“照著講”與“接著講”這個話題呢?因為我們知道,最近這些年,在中國哲學界,特別是儒學界,出現了一股原教旨主義的思潮、復古主義的思潮。這是很危險的傾向。當然,按照馮先生的話語來說,這也可以說是一種“照著講”,但實質上是試圖把古代的東西照搬到今天來;或者反過來講,把今天的中國人拉回到古代去。這樣的“照著講”,那肯定是不行的。所以,不能只是“照著講”,更需要“接著講”。
       那么,怎樣接著講?我從兩個維度來談這個問題:
       一個維度是:馮先生接著講的是什么?馮先生的哲學,大家都認為是接著程朱理學來講的。其實,在我看來,他不僅僅是接著程朱講的。讀馮先生的書,特別是他的《貞元六書》,就會發現,他絕不是簡單地接著程朱講的,而是接著整個的中國哲學傳統或者中國文化傳統來講的。這一點,可以專門地做一些深入的發掘,就是破除大家的一個陋見:馮先生就是照著程朱講的。事實遠遠不是這樣。從中國哲學的縱向脈絡來看,他不僅僅是接著程朱講的,因為程朱理學本身也不是憑空而來的東西,它本身也是“接著講”的,即是接著整個中國哲學傳統講的。這一點非常重要。
       另一個維度是:馮先生接著講的實質意義何在?所謂“接著講”,就是要推進、要發展、要轉化,這里有一個時代轉化的問題。這個問題,我沒有時間展開談,只能點到為止:它就是我經常講的“現代性訴求的民族性表達”[2]。“照著講”主要是屬于“民族性表達”的問題;但是這個民族性表達有一個現代轉化的問題,也就是“現代性訴求”的問題,這才是“接著講”的時代本質。否則,就成了復古主義、原教旨主義。因此,我們特別要注意繼承和發揚馮先生的這個基本精神,就是:不僅要傳承中國的文化傳統、哲學傳統,而且要轉化、要發展、要推進;不是簡單地“照著講”,而要“接著講”。
     
     
       第二點是關于“鄉下人”和“城里人”的問題。這是馮先生的一個很重要的說法,它跟剛才那個問題有密切的關系,就是說,所謂“接著講”,要轉化、要推進、要發展,是有一個大的時代背景的。馮先生明確地講,我們現在的問題,并不是或遠不僅僅一個“中西”關系的問題,而是“鄉下人”和“城里人”的關系問題;用今天的一般的話來講,它是“前現代”與“現代性”的關系問題。這也是我這些年反復強調的一個觀點?,F在有很多學者,特別是儒家學者,他們把“古今之變”的問題處理成了“中西之異”的問題,即處理成了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問題,那是不對的。
       關于這個問題,我們知道,馮先生有一個著名的說法,是用《詩經》里面的話來說的,就是“周雖舊邦,其命維新”[3]。我們是“舊邦”,而且要繼承這個“舊邦”,用現在時髦的話來說,要“傳承”文化傳統,這就是“民族性表達”的問題;但是同時,這個“舊邦”需要“維新”。新在哪里?這就是“現代性訴求”的問題。
       當然,馮先生當時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,有一個特殊時期的背景,那就是抗戰,所以,“維新”有一些特定時期的含義。但是,這個“時期”算不上“時代”,要超越、跳出這個時期來看“維新”問題。我們絕不能把馮先生講的“維新”、“舊邦新命”理解成民族主義的表達。絕不能這么去理解。“舊邦新命”的實質,說白了,就是“現代性訴求”的問題、現代轉化的問題;回到他那個話語,就是從“鄉下人”轉變為“城里人”的問題。在這個問題上,尤其需要注意糾偏,這些年我在很多文章里都在不斷地糾正這一點:“舊邦新命”不是“中西之際”的問題,而是“古今之變”的問題。
     
     
       第三點才是跟我們這個情理學派有直接關系的問題,那就是“情感”與“理性”的問題。我們知道,從現代哲學史來看,揭示情感與理性的關系、凸顯情感的重大意義,這主要是蒙培元先生“情感儒學”的貢獻;我也講過,實際上,在郭店楚簡《性自命出》正式出版之前,早在20世紀80年代,蒙先生就已經在講“情感哲學”了。[4] 但是,關注“情感”與“理性”這個問題,開啟者無疑是馮友蘭先生。在這個問題上,胡驕鍵的那篇文章,有一節專門探討這個問題,糾正了一些誤解、一些錯誤的看法。[5] 這很重要,還可以繼續做這個工作。
       但是,我剛才就講過,這其實不僅僅是情理學派的問題,它的意義跟上面我談的兩點都有關,就是說,情感這個觀念的重新凸顯或復興,與整個中國社會的時代轉換之間是有對應關系的。這個問題,現在學界也已經看得比較清楚了,但是,諸位還可以進一步專題研討這個問題。簡單來說,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意識到,前軸心期、中國社會第一次大轉型之前的觀念,非常重視情感;然后,時代轉換之后,帝制時代的觀念,才是“性—情”的架構,僅僅把情感看作一種形而下的、“已發”的、需要去加以規范的東西,這就喪失了情感的本源性;然后才是伴隨著第二次社會大轉型的情感觀念的復興。這可以追溯到很遠,至少戴震就在講這個問題了,其實還可以追溯得更遠。[6]
       我談這些問題,每一個點都是可以專題討論的問題。我想說的是什么意思呢?就是說,情感與理性的問題,或者說“情理”問題,它絕不僅僅是一個學派的問題,而是整個的“舊邦新命”、整個的中國哲學的大問題;在某種意義上,這是真正地重新回歸孔孟儒學、甚至孔孟之前的觀念,那就是“事情”與“情感”渾然不分的那么一種本源性的觀念。[7]
     
     
       總的來講,今天來講我們研究馮先生新理學的意義,不是要去繼承他的某些具體的哲學結論,而是要學習他的基本方法,特別是他的那種基本精神和態度,最重要的就是這么三點:不是“照著講”,而是“接著講”;不是要做“鄉下人”,而是要做“城里人”;不是局限于情理學派所講的情感與理性的問題,而是縱觀情感觀念與整個中國哲學的兩次時代轉換之間的關系問題,以此啟示一種復歸與重建,即復歸于我們的本源性的生活情感,在這種大本大源上重建中國哲學。
       最后我再補充一點。大家知道,在某個特定的歷史時期,馮先生曾經犯了很大的錯誤。不僅如此,我想特別強調一下:馮先生的這個錯誤,與海德格爾所犯的那個錯誤,兩者的性質其實是一樣的。這個問題,我們一定要重視、要正視,這有助于警醒我們自己。這個問題也涉及所謂“王者師”最終卻成為“王者奴”的問題。當然,海德格爾是至死不悟,死不認賬;而與海德格爾不同,馮先生在暮年復歸了自己獨立的思想,這也體現在《中國哲學史新編》里面,說明他通過反省以后,回歸了自己的“獨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。這也表明,馮先生的錯誤與他的“新理學”哲學思想之間并沒有內在關系,這也是馮先生與海德格爾根本不同的地方。
       好吧,我就講這么多。



    2021年6月24日
    (錄音整理:黃杰)

    注釋:

    [1] 關于“情理學派”,參見胡驕鍵:《儒學現代轉型的情理進路——以馮友蘭、蒙培元、黃玉順為中心》,《學習與實踐》2019年第4期(另一更詳版本《現代中國哲學的情理學派》,《當代儒學》第16集,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版);《生活儒學在現代中國哲學“情理學派”中的地位》,《當代儒學》第16輯,楊永明、郭萍主編,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版。
    [2] 黃玉順:《當前儒學復興運動與現代新儒家——再評“文化保守主義”》,《學術界》2006年第5期,第116–119頁;《現代新儒學研究中的思想視域問題》,載《中國傳統哲學與現代化》,易小明主編,中國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,第50–67頁;《儒學復興的兩條路線及其超越——儒家當代主義的若干思考》,《西南民族大學學報》2009年第1期,第192–201頁;《反應·對應·回應——現代儒家對“西學東漸”之態度》,《上海師范大學學報》2009年第5期,第22–28頁。
    [3]《詩經·大雅·文王》。
    [4] 黃玉順:《情感儒學:當代哲學家蒙培元的情感哲學》,《孔子研究》2020年第4期,第43–47頁。
    [5] 胡驕鍵:《儒學現代轉型的情理進路——以馮友蘭、蒙培元、黃玉順為中心》,《學習與實踐》2019年第4期。
    [6] 參見黃玉順:《論“重寫儒學史”與“儒學現代化版本”問題》,《現代哲學》2015年第3期,第97–103頁。
    [7] 參見黃玉順:《儒家的情感觀念》,《江西社會科學》2014年第5期,第5–13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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